发挥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主力军作用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研究型大学作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对于推动基础研究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发挥着无法替代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研究型大学要把加强基础研究与“双一流”建设结合起来，坚持“四个面向”，充分的发挥新型制优势，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
加强基础研究，是研究型大学的使命担当。教育部发布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高校承担了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和重大科研任务；承担了作为全国基础研究主要资助渠道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0%以上的项目；获得了60%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励。毫无疑问，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要力量，加强基础研究是其自觉履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
加强基础研究也是研究型大学“双一流”建设的根本需要。在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精确指出，提高基础研究水平，争做国际学术前沿并行者乃至领跑者。此外，从大学所承担的科学研究、人才教育培训、社会服务三大基本职能来看，基础研究不仅从根基上决定了其整体科研水平，同时还深刻影响着其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能力，以及以应用性基础研究服务产业升级的社会服务能力。
事实上，加强基础研究，研究型大学具有天然优势。随着科学技术的相汇交融与应用拓展，基础研究已呈现出深度学科交叉、资源配置多元化的新特点。2022年教育部发布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全国超过40%的两院院士、近70%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都集聚在高校；高校牵头建设了60%以上的学科类国家重点实验室；已设置700多个交叉学科点，涉及200余所高校。研究型大学拥有战略性领军人才、高层次研究团队、体系化科研平台、齐全化学科门类及前沿叉学科等关键核心要素，并均呈现出足够的稳定性、聚集性与活跃性，使其在开展基础研究的创新要素流动、体制机制改革、资源优化配置等方面较其他组织载体有着非常明显优势。
当前，我国基础研究与国际领先水平仍有差距。研究型大学作为基础研究的主要载体，要主动承担国家重大研究任务，通过有组织科研，破解难题与优化机制。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一是学科交叉融合要有组织性。基础研究越来越依赖于不同科学领域协同攻关，学科交叉融合成为突破口。大学以相近学科群组成的学院作为科研组织载体，对跨学院学科交叉产生屏障，这是学科交叉融合的主要制约所在。基于尊重现实考量，研究型大学可瞄准某一基础领域，围绕从重大难题、短板、困难中凝练的科学问题，组建跨学院多学科交叉的“实体型”组织载体。斯坦福大学以生物学为基础领域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的Bio-X计划就是“实体型”学科交叉载体的典范。
二是基础学科本科生培养要加强科研实践。当前研究型大学参与科研项目的人员多以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层次人才为主，本科生较少。将科研实践引入基础学科本科培养体系在世界一流大学已成趋势，如普林斯顿大学要求数学、物理学等基础学科本科生从大三开始接受科研基础训练。通过沉浸式科研实践，从本科阶段锻造学生卓越的前沿意识、探索式思维习惯，有助于构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产业急需的基础研究人才自主培养体系。
三是评价机制要尊重基础研究规律。大学成果评价与人才考评“一刀切”“同周期”的僵化模式尚未完全扭转。以成果而言，基础研究是探索“从0到1”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存在不确定性与长期性；以人才而言，过多强调成果完成人的排序和数量的刚性要求，会使科研人员疲于应付指标性评价，由此会伤害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人才开展基础研究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研究型大学要实施分类评价机制，充分尊重基础研究成果产出和人才成长的规律，适当增加研究过程占比、成果认定扩大、考评周期延长等评价机制，营造大胆探索、潜心研究的基础研究环境。
四是加强基础研究的国际合作。我国高校在基础研究领域的世界话语权和引导力仍有待提升。研究型大学通过人才的海外科研实践已初步构建国际合作研究的基础。大学的学术气质与单纯的科学追求，使其在当前逆全球化形势下较其他组织开展国际合作阻碍更小。研究型大学要把握优势，通过召开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会议，鼓励科研人员在重要学术组织、国际期刊任职等方式，加强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国际话语权与引导力，实现基础研究从前沿学术交流向国际重大科研合作跃升。
五是加强基础研究的校企合作。目前研究型大学校企合作多以应用研究为主。科技领军企业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之一，其在基础研究领域的需求与投入逐渐增加。在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上，研究型大学要加强与企业的联合攻关，协助企业解决关键核心技术的根源问题；尤其是要主动对接企业在基础研究仪器设施研制或升级中存在的重大需求，充分的发挥工程技术系列科研人员的专长，激励其主动参与仪器设施的改良性和探索性研发，提高基础研究仪器设施国产化水平。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化的经济成为中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精准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身个人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体系、传统产业与新兴起的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所有的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稳步的增长和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