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基础研究筑牢生物安全屏障
科学技术创新是提升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而生物安全领域的科技创新是确保国家生物安全的重要手段。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的《全球趋势2040——竞争更激烈的世界》、北约科技组织发布的《科技趋势2020—2040——探索科技前沿》及欧洲议会未来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委托兰德公司发布的《塑造2040年战场的创新科技》等，一致认为未来生物安全方面的技术是影响国家实力的核心因素。无论是科学技术对生物领域的消极影响还是积极影响，都使得科学技术成为维护生物安全的重要工具。
习强调，核心技术的根源问题是基础研究问题，基础研究搞不好，应用技术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基础研究是影响原创性理论和突破应用技术难题的关键领域，是提升科学技术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的前提。哪个国家能在基础研究领域取得突破，哪个国家就能在全球科学技术创新中占据有利位置。因此，强化科学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是以科学技术创新推动生物安全建设的前提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布局科学技术创新，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一方面，党和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推动基础研究的政策措施：2018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2020年3月，科技部、发改委等部门印发《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2020年4月，科技部办公厅等六部门印发《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等等。另一方面，国家不断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2012年的499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1951亿元，年均增长近15%，接近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长速度的2倍。
得益于党和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我国的基础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研究论文是反映各国基础研究产出状况的重要指标，从各国基础研究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力可以看出中国基础研究的地位，也可以引发对中国研发投入的结构和比例的思考。从基础研究论文产出情况来看，2021年我国即成为全球高质量科技论文第二大贡献国，在材料科学、化学、工程技术、数学、物理学等12个学科，高水平学术论文被引次数进入世界前两位。基础研究人员全时当量达到39.2万人年，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人数不断增长。同时，我国基础研究取得了很大突破，建成了FAST、稳态强磁场、散裂中子源一批国之重器，量子信息、干细胞、脑科学、合成生物学等领域也部署了一批重点项目，在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测量等方面都有一些成果，在量子计算机原型机、人工合成淀粉、纳米限域催化等方面取得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原创成果。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我们要进一步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认识到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切实增强迎接挑战、抢抓机遇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努力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
生物安全领域的基础科学研究包括病原体的基因组学、生物学特性和传播机制等。其中，基础研究在理解病原体的基因组、传播机制和变异规律等方面至关重要，对于疫苗研发、防控策略的制定和生物安全管理的优化具有重要作用。虽然中国在生命科学和基础科学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在一些生物安全领域的基础研究上同国际先进水平可能仍存在一定差距，我国仍需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进一步调整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方向和结构，提高基础研究创新转化率。
第一，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在过去的20年里，发达国家的基础研究投入占其R&D（科学研究与发展）经费的比重一般为15%-25%，而我国的比例大约为5%。直到2022年，我国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才增加到1951亿元，占R&D经费的6.32%。可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持续加大，但仍然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经费不足限制了基础研究的进行，这是阻碍我国基础研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我国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占其研发经费的比重较小。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中约90%来自中央财政，企业较少投入基础研究，以致基础研究投入来源较为单一。在这方面，我国的企业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还需要持之以恒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引导多主体、多渠道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第二，进一步调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投入方向和结构。国家对大项目、重大工程和大团队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对小团队进行自由探索的关注和经费支持。然而，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很多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来自于小团队的自由探索和好奇心驱动。同时，我国的科研项目立项、项目管理以及科研经费的使用等方面，评价机制过于偏向行政评价而非学术评价，导致许多经费并未有效投入到紧急需要的研究领域和团队。由此，当前中国用好基础研究经费的关键，不仅是扩大规模和提升强度，也要进一步优化研发经费投入结构，提高研发经费使用效率。
第三，提高我国基础研究的科学技术创新转化率。只有当基础研究被运用到科技创新中，它才能真正发挥其对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例如，流体力学基础理论的突破，最终被应用于科技中，推动了飞机、高铁等交通工具的发展。同样，在生物安全领域，基于DNA双螺旋结构的基础理论，我们看到了DNA重组基础、单克隆抗体、基因编辑等一系列生物技术的涌现。我国是全球高质量科技论文第二大贡献国，然而，我国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率仍有待进一步提高。一组有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6.7%，其中的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48.1%，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9%，科研单位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13.3%。虽然过去5年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但高校和院所科技成果在有效转化方面仍存在较大挑战。大量的科学研究结果沦为实验室的“陈果”。这就需要我们将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紧密结合，最大程度地发挥基础研究的价值，实现基础研究领域的产学研协同发展。
习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推进，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21世纪，生物安全问题显现出其固有的复杂性和不断变化的特性，其中科技的迅速进步和持续革新被认为是对抗生物安全风险、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的核心工具。科学技术引发的跨国互动、信息交流以及人类对生态系统的持续干预，无疑使各种生物安全风险愈加明显，这对全球人类的健康福祉和地球的生态环境稳定性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鉴于此，密切关注并跟随国际生物安全技术的最新进展，加强对生物安全基础研究的深入探索，完善相关研究的基础设施，以及攻克生物安全有关的核心技术，都显得尤为重要。为助推我国的生物安全发展，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强化科研攻坚，确保生物安全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基金项目：福建省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项目“习关于生物安全重要论述研究”（FJ2022XZB036）。）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逐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逐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